“双碳”目标的提出宣告了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雄心,标志着新的发展范式兴起。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23年第一期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上获悉,实现能源转型要做好“先立”,应立电源、立储能、立电网。同时,做好“后破”,在保证能源安全前提下,化石能源要逐步“减退”,提前规划,有序转型。
过去,提起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很多人的普遍看法是“富煤、缺油、少气”。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看来,目前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22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从发电量来看,去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1.6%。
杜祥琬表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正牵引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同时我国自然资源、技术能力和成本下降也支撑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从本世纪初,可再生能源的地位还“微不足道”,现在可以叫“举足轻重”,接下来应该“担当大任”。
杜祥琬还说,“从能源安全角度看,煤炭是第一贡献者。但按照每年煤炭储采量,煤炭储采比仅为40年。因此,逐步、稳步由以煤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是长期能源安全之策,也是走向碳中和的必由之路。”
在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看来,能源转型要做好“先立”,其中就包括立电源,即立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风光可再生能源的电源。
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电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等特性,为此我国提出了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增加的新型电力系统。杜祥琬说,“新型电力系统必须要通过多能互补和源网荷储,发、输、配和用协调规划,同时要调动各种灵活性的资源,发展各种商业化的储能技术,使以风电光伏为主的电力系统走向安全可靠。”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委员、总规划师张益国也表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既要大规模开发,又要高水平消纳,还要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目前,实现可再生能源“立得稳、靠得住”,在发展空间、并网送出、高效消纳、安全运行和经济性上存在多重挑战。
张益国建议,可再生能源规划建设要适度超前、留有裕度。保障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实现,需要适度超前布局新能源。同时,可适度放开风光等新能源利用率。
另外,保障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用地空间,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要素协同规划保障制度。
再者,全面提升电力系统韧性和弹性。科学合理开发水电,推动水电从电量为主向电量、容量并重转变。加大力度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全面提升系统调节能力。发挥煤电兜底保障作用,推动煤电转型升级、清洁发展。加快坚强输配电网建设,构建适应新型供需关系的电力交互平台。加快构建与新能源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用能体系。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高了对灵活性调节资源的需求,其中就包括新能源的“好伙伴”新型储能。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永东说,新型储能在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各个场景广泛发挥作用,是支撑发电侧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和消纳的关键技术,是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综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支撑用户侧能源管理和电能质量的有效手段。
“新型储能作为灵活性资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刘永东认为,近期,新型储能经济优势不够明显,仍需统筹发展抽水蓄能、火电灵活性改造、需求响应等灵活调节资源,作为有益补充。长远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新型储能将成为电力系统调节的重要力量。
2022年,我国电化学储能电站投产运行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上游储能制造行业的规模发展,增强了社会各界对电化学储能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但刘永东指出,电化学储能也面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重建设轻运行、配置储能利用率低,商业模式不健全等。
一是全面统筹配置和运行机制。借鉴抽蓄模式发展新型储能,逐步扩大独立储能/共享储能比例。因地制宜配置储能规模和形式。完善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机制。出台新型储能容量电价机制。
二是加快技术创新迭代强根基。推动多元化的技术,适应不同场景。突破全过程安全技术,如突破电池本体安全、电化学储能系统安全预警等技术。创新智慧调控技术,实现发电、电网和储能端在预测上的统一调度。
三是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包括健全储能电站安全监管机制、规范储能电站全过程质量管理、加快完善储能安全技术标准、消防完善储能电站管理制度和标准等。此外,还包括锂资源供应链的安全。
四是完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涉及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电站并网和运行维护的问题。
除了“立新能源”“立储能”之外,电网作为枢纽和平台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毋庸置疑,无论是“电从远方来、电从身边来”都要依托电网。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周原冰认为,随着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迫切需要提升配置能力和综合调节能力。具体来讲,要加快建设大范围高效配置大电网,建设灵活柔性智能主动配电网以及推动源网荷储的协同发展,才能实现提高整个电力系统的弹性、柔性、韧性目标。
针对建设大范围高效配置的大电网,周原冰表示,首先是科学规划布局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统筹考虑华北、华中、华东、南方各个区域的需求增长态势和西北、西南区域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开发时序,科学谋划新增电力流的布局,优先安排技术成熟、经济优良的多能互补基地外送电项目。其次,持续优化区域的电网骨干网架,包括华中、华北以及川渝地区的特高压工程,提高供电保障能力。此外,不断完善各级省级电网主网架,主要满足坚强局部电网和新能源并网接入对电网发展的要求。
配电网建设同样很重要。周原冰说,“新能源开发是集中分布式并举、海陆并进,特别是光伏发展迅速,目前总体上分布开发已经占了一半,未来发展潜力也很大,因此这对配电网的承载能力、调峰能力、运行控制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周原冰表示,配电网还将承接新型负荷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电采暖、电动汽车、电制氢及合成燃料等技术快速普及,终端用能领域的化石能源不断被电或电的衍生品替代,电力系统运行必须由“源随荷动”向“源网荷储互动”发展转变。
谈及推动源网荷储的协同发展,周原冰认为,协同规划和协同运行很重要。在协同规划层面,要发挥互联互通、输配协同、数字智能电网的平台作用,以规划为引领,在电源、负荷、储能各个环节全面发力并有机融合。
当然,新能源、储能和电网“立”起来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传统化石能源要完全退出。
目前,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炭为主,煤炭仍是保证能源安全的“压舱石”,这也决定了煤电在较长一段时间担负着国家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
杜祥琬表示,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化石能源依然很重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要协调互补,先立后破,构建韧性的能源体系。
“新房子没有盖好,不要拆老房子,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对于‘破’的理解,就是要保证现阶段能源安全,有序转型。化石能源要逐步‘减退’,不一定要退出。”杜祥琬说。
在与会专家看来,目前以煤电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转型任务艰巨,短期行业矛盾突出,长期生存空间小;需要提前规划,从而推动行业的有序转型。
能源基金会战略规划主任傅莎提出煤电转型三大举措:第一,短期内严控新增煤电项目,通过机组组合延寿、挖掘需求侧响应资源以及其他灵活性电源配置实现增量控制,降低转型风险。第二,设计煤电转型顶层规划,通过细化标准并构建市场机制,推动未来30年有序转型的进程。第三,煤电企业应积极寻求转型,通过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供热降耗改造以及发展减排技术等,提升竞争力,更大程度降低转型风险。
傅莎还强调,煤电转型需要明确顶层规划,在保障电力安全、不破红线、民生保障和机组运行经济性等主要原则下,规划以及推动转型进程。
关于煤电转型路线图,傅莎表示,“电煤消费预计于2030年后进入下降拐点,除了新增部分电力需求将由可再生能源电力满足,可再生能源电力还将大幅替代存量煤电,预计到2060年煤炭消费下降到约3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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