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8日,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与经济展望”为主题。本文为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论坛上的演讲,观察者网授权整理发布,经作者审核。
第一,我还是要从应对气候变化和提振经济的紧迫性说起,这是逻辑的出发点。其实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得要围绕论坛的议题发言。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提振经济的紧迫性,这两个结合起来,最后决定了我们的需求,而且要把它变成市场的有效需求。
这两个紧迫性的具体内容我不赘述了,只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里面有一个时间要求,大概需要我们在未来20-30年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碳中和,否则很难实现到本世纪末升温远低于2度的目标,尽量达到1.5度的升温幅度。一旦这个升温幅度被突破,自然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巨大的变化,其造成的损失——用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的话说,将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损害会很大,而且对整个地球系统可能是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时间要求。
那么,这两个紧迫性里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能源转型,不限于这个问题,但这是核心问题。
能源转型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无疑,现在我们谈论的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核能、生物质能等目前已经浮出水面、上升趋势显著,这些是要挑大梁的,特别是风和光。另外,还有能源终端使用部门,比如工业、建筑、交通的电气化,这两个要绑在一起看待。
我本人有幸参加《巴黎协定》谈判的全过程,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实现战略转身了,但有的还只是概念。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给主任画库兹涅兹曲线,说中国肯定要达峰的,中国应该有达峰的目标。而且,人均排放的达峰水平和整个变化趋势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好像还都是从理念出发,从一些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的实际经验出发。
但是,《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谈判成功、2016年签署的,到如今有时间了,这期间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奇迹,这就是以风和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动力电池技术,直接影响到汽车技术,风光发电成本降了80%-90%,而且还在继续降,然后电池技术迅速产业化,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
去年我们“新三样”出口一下子就达万亿。我算了一下,大概占我们整个出口额的4%,这可不是小数,而且这个份额还会继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也很猛。国际市场尽管存在问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噪声、加税政策,但是挡不住。
我6月在伦敦见到一些朋友,他们给我们算过,比我们算得还透,说“即便欧盟加百分之几十的关税,你们还赚钱呢!”我心里想,反正还是赚,那反过来说明我们的成本有多低。我们的底气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形势下,问题就转化为我们如何对待这几个产业,怎么评价它们的地位?包括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在能源转型中的地位、应对气候变化的地位,乃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是靠基本综合国力、头部企业、经济财富和技术来确定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要变成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路要走,得到2050年。但是如果全世界跑的都是你生产的汽车,从历史经验来看就只有日本、德国和美国,再加一点法国、意大利的份额,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可能就真是发达国家了,当然这还是表象。
1月18日,在烟台港商品车滚装码头,外贸商品车在等候发运(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面对刚才我提到的两个迫切性形成的巨大的潜在需求,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以五年的尺度来看并不过剩。COP28大会上谈论的“Triple Renewable”和“Double Efficiency”的目标,是全球共识,要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中国产能在内的全球产能是有缺口的。
在这个共识下,我们的企业投资,以光伏为例,大概每年10亿千瓦的产能应该是不够用的,服务全球,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我们以一年、两年的尺度来看,确实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这就是一个不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最永恒的状态是不均衡,但它的趋势又是均衡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看到了短期的不均衡,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踩刹车。现在好像是说去年风光出货3亿千瓦,风光行业开始卷了,开始降价了,企业没利润了,踩刹车。去年目标定的是1.6亿千瓦,结果达到3亿千瓦,于是今年目标定了2.5亿千瓦。
我觉得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政策一致性。现在我们也强调,能源政策、气候政策、新能源产业政策和现在整个国家要提振经济、要稳增长、要扩大需求的政策是不是一致?但这时候如果倾向是踩刹车,那恐怕不对症。
刚才我刚进门前有一个记者追着问,邹教授,您谈谈今年光伏企业怎么出清?我认为这个药方恐怕不对,可能症状你看到了,但开的药方不对。现在的重点不在于出清,重点是如何打通堵点,扩大这些产业的发展,把下游的需求创造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个题,应该是主要政策者和我们实践者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倒认为,今年新增风光产能的目标至少应该还是3亿千瓦,而且我认为是稍微踮着脚可以完成的,上半年是1.25亿,全年平均好像2.5亿,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有可能还能达到3亿千瓦。
现在从物理条件来看,是风光发电电上网难。所以,一片红区就出来了。但是,上网难有两个出路,一个是电网还要努力,有努力上升的空间,吸纳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就是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尽量不上主网,在配网、微网里配置,而且尽量自发自用。
有两个国际体系可以对标——德国电网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的占比已经达到58%,我们下个月就要组织跟德国电网的对话,我们想知道德国的再生能源上网58%到底是怎么达到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有利条件?
对比之下,中国是多少?我们在20%和58%之间。哪怕中国有特殊情况,比如我们缺少天然气机组,都是超临界,大型的百万千瓦机组,缺少灵活性资源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困难。那么达不到58%,到35%、40%行不行?这是一个问号。
另一个是加州的电网,前两天我在纽约开会,又一次访问了加州能源委员会主席。我已经跟他讨论过几次,加州电网现在接受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是61%,而且电网的稳定性在改善。
但是,电力技术不太存在什么国情的问题,放到哪儿都是这个技术。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储能。今年夏天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信号,那就是苏州的案例。
今年长三角地区的热浪是历史上温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空调负荷最高、尖峰负荷也是最高的一年。但是,今年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出现夏季限电的一年。原来是在储能和需求侧管理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起了作用。
一个核心措施是,苏州在今年准备好了51万千瓦的储能能力来削峰填谷。靠51万千瓦以及事先预报的需求调节,今年就做到了夏季不限电,这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
这说明了什么?我们靠修火电厂来准备一年峰值时刻的电力,发电2000多个小时成本效益巨低的事儿可以翻篇儿了,我们不用再靠修火电厂来应对用电峰值。
如果我用青海这样的案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一个13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人均GDP2.7万美元的发达城市苏州,就有说服力。而且苏州的电网储能能力给中国第二大经济体江苏省做出了贡献。
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德国是第六大经济体,这些地方都能实现,我们怎么就不能实现?珠三角先实现,长三角先实现,京津冀先实现,行不行?这是一个通道。
最后一个通道,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存在大量潜力。我们现在每年新增的装机里边有2/3是分布式,未来还会更多。
当然,还有些新做法,比如要大量发展微网,把微网连起来,还要改造配网;但是,大量的分布式发电,我不上主网,减轻主网的接收间歇能源负担,我自发自用行不行?我互联互通行不行?我做大量的虚拟电厂行不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前景。能源基金会已经做了几个典型案例,当然还要做大量工作。
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打通的堵点,就是有些可再生能源自己用不了。比如山东的农民,自己屋顶的光伏发电,才用10%。我们打算给他们先提到50%的利用率,怎么用呢?给他们装上储能装置,村级储能、台区储能或者户级的,这就是因地制宜。
装完储能以后,这个电就可以商量怎么用了,比如农房建筑的电气化;装上热泵,冬天取暖,夏天制冷;农机具,比如拖拉机、播种机全都可以用电池了,不用柴油了,等等。
这些分布式电源的使用场景,只有到村里边、县里边看,才能看到真实情况,坐在部委大院看不到,一定要下基层,能人在民间,民间解决方案多着呢,而且都做出来了。这个堵点打通,就能把需求提升上去。
前两天我在苏州开会,我跟协鑫的老总朱共山说,朱总你现在最不需要的是补贴,你最需要的是订单,他说是。那么按照我们上面提的这些方法,光伏的订单就很多了,创造新需求,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直讲政策的一致性,我认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扩大需求,以此来支持中高增长率,这些政策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的国债往哪儿花,去补贴那些农民用户,未来十年内,他们会成为第二个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可再生能源就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不但给了钱,还给了能源,然后他就可以改善生产,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这样经济就转起来了。这跟我们的收入倍增计划也能结合起来,振兴乡村,为解决城乡差距做了贡献。
刚才刘世锦主任讲的目标我完全同意,包括国际上的目标,我们下一个NDC(气候领域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目标怎么定?原来定的2030年达到12亿千瓦,今年就实现了,提前六年。我有时候在想目标的公信力,提的太高,好像冒进,声誉不好;但如果太落后于市场、产业和科技的发展,你的目标也不会被太当回事。
定目标、定规划,这是中国的体制自信和体制优势。我们要做好,要与时俱进,所以怎么定目标我们要好好考虑,它的意义已经不是给国际做承诺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要给市场一个明确信号,我要塑造未来的需求,引导我们的研发,引导我们的资金往哪个地方走,这样一来,前景就摆在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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